汉初的布衣将相之局 所谓汉初的布衣将相之局，是指在刘邦建立汉朝之后，他任命的丞相和将军等重要官职几乎全是普通百姓出身。仔细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，我们不难发现，除了张良出身较为显赫外，其他的开国功臣几乎都是平民百姓，出身非常普通，甚至可以说是背景惨淡。 举个例子，刘邦的得力助手萧何，原本只是沛县的一个小官吏；曹参则是沛县的牢头；而曹参手下的两个狱吏——任敖和周苛，后来也被封为侯。此外，像陈平、王陵、陆贾、郦商、郦食其、夏侯婴等人也都是布衣出身。甚至樊哙，只是一个屠狗辈，周勃当初也只是参加红白喜事时吹萧的普通人，灌婴甚至还是集市上的一个小摊贩。 然而，这些身世低微的人最终都成了开国功臣，获得了封侯拜将的荣誉，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奇迹，甚至与朱元璋建立明朝时的情况相似。那么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？ 布衣将相之局出现的根本原因 要解答这个问题，我们需要从更深层次的历史背景来看。表面上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些人是刘邦的故乡人，或者是在战争中表现出了卓越的才能。但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历史的必然性，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。历史唯物主义认为，历史的发展不是由英雄创造的，而是由时代的需求和大势所决定的。简单来说，历史大势决定了英雄的诞生，而不是英雄创造了历史。 在刘邦登上历史舞台之前，中华大地实行的是分封制，天下的土地被划分为不同的诸侯国，各个诸侯国的领主以及官员基本上是通过世袭制产生的。最初，诸侯国的继承权是世袭的，卿大夫们也遵循这一制度。这种世卿世禄制度导致了一个共识，即卿大夫的子孙自然有资格成为将军或宰相，而普通百姓却没有这样的机会。 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种世卿世禄制逐渐暴露出其弊端。 世卿世禄制的弊端 第一，世卿世禄制下的卿大夫阶层逐渐对君主的权力构成了威胁。在春秋时期，许多篡位和弑君事件层出不穷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中提到：春秋之中，弑君三十六、亡国五十二，诸侯奔走，不得保其社稷者，不可胜数。从中可以看出，卿大夫阶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的政局稳定。 第二，世卿世禄制下的卿大夫阶层沦为肉食者，鲜有真正的贤才出现。这个阶层不再具备治理国家的能力，只顾自己享受权力，长此以往，逐渐沦为废物，不再适应历史的发展。 因此，世卿世禄制的弊端最终导致了其被淘汰，取而代之的是布衣将相之局。这便是布衣将相之局出现的最根本原因。 布衣将相之局形成的历程 从世卿世禄制向布衣将相之局的转变始于战国时期。经过长期的兼并战争，中华大地上只剩下七个大国，也就是战国七雄。在这种生存空间越来越狭窄的情况下，战国时期的战争变得越来越残酷，不再仅仅是争夺资源，而是直接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灭国之战。 为了应对这种全力投入的战争，战国的各国只能依靠他们的军事资源，然而，传统的贵族阶层已经无法胜任新的战争需求。此时，国家需要真正有能力的人来参政，这些人往往来自民间。因此，战国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来自平民的军事和政治人才，例如范雎、蔡泽、苏秦、张仪等文官，以及孙膑、白起、乐毅、廉颇、王翦等武将。 由此可见，世卿世禄制向布衣将相之局的演变，实际上从战国时期就已经悄然开始。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，尽管取得了最终的胜利，但随之而来的反秦起义又导致了新的战斗局面。刘邦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洪流中脱颖而出，他凭借布衣身份，在群雄逐鹿中获得胜利，最终称帝。由于刘邦本身出身普通百姓，他的部下也多是市井中的小人物，很多人是通过在战场上的表现获得封侯拜将的机会，这就是布衣将相之局的雏形。 刘邦及其手下的胜利，标志着世卿世禄制向布衣将相之局的转变，虽然这只是阶段性的胜利，但它为后来彻底推翻世卿世禄制奠定了基础。 然而，这一变革并非一蹴而就。刘邦的政权建立后，仍有如韩信、英布、彭越等八位异姓王，这部分是因为世卿世禄制有强大的历史惯性，无法迅速彻底改变。因此，刘邦虽然完成了阶段性的胜利，但仍需一段时间来进一步消除这种制度惯性。 最终，刘邦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操作，逐步削弱了异姓王的势力，七国之乱爆发后，刘邦加强了中央集权，严格限制诸侯王的权力。到了汉武帝时期，中央集权空前增强，地方官吏全部由中央任命，诸侯王的权力被大大削弱，仅仅保留了收税的权利。 在汉武帝的改革下，他还大量提拔了身份低微但能力出众的人才，建立了内外朝制度，像卫青、霍去病、桑弘羊等布衣出将的人物逐步代替了传统的外戚和卿大夫。这时，布衣将相的局面已经完全取代了世卿世禄制度，成为汉朝的基本政治格局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